简·爱的矛盾性是夏洛蒂·勃朗特在社会环境中与自己的内心斗争的表现，自卑与自尊在简·爱的形象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夏洛蒂·勃朗特最终并没有超越社会和时代的局限。夏洛蒂·勃朗特自我探求的出路是通过屈服社会现实和削弱男权而实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简·爱的独立性。

　　[关键词]简·爱；女性主义；矛盾性；局限性

　　英国19世纪著名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简·爱》被公认为是她本人的自传性作品，展现了她的“诗意平生”。小说主人公简·爱从小就成了孤儿，在成长过程中饱受磨难，但她却不懈地追求自由平等，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最终获得了幸福。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作时采用了内聚焦叙述，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追求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妇女形象，我们可以认为小说主人公简·爱的经历就是夏洛蒂生活经历的重现。本文立足文本，结合夏洛蒂·勃朗特的生活经历，从社会历史、女性主义及心理分析的角度，消解简·爱的独立性，试图还原一个别样、真实、平凡的简·爱。

　　1简·爱与女性主义

　　在女性主义蓬勃发展的影响下，简·爱被解读成了区别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家庭天使”而追求自立自强、自由平等的新女性形象。《简·爱》出版于1847年，成书时女性主义尚未被正式提出，夏洛蒂·勃朗特本人不可能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创作《简·爱》。《简·爱》呈现的是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私人化的欲望叙事，而非女性主义宣扬独立意识的宏观叙事作品。夏洛蒂·勃朗特在创作《简·爱》的时候并没有刻意把她塑造成女性主义的经典形象，而是把她作为一种内心情感的宣泄。女性主义理论直接脱胎于妇女政治运动，必然带着与生俱来的弱势群体的身份和立场以及由性别利益决定的政治倾向性，针对男权要求的是社会权利和地位。它一方面批评否定男权社会，另一方面又要以男权文化为起点，这种矛盾也在简·爱这一人物形象中体现出来。特雷·依格尔顿就曾指出“夏洛蒂的作品存在一种固有的、两套模糊并且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依格尔顿，1988），这种矛盾在简·爱身上表现为内心对叛逆反抗男权的渴望和行动上的不彻底，甚至是屈服。

　　2简·爱的反抗与妥协

　　2.1反抗中潜藏的自卑

　　童年时期的简·爱绝不是一个“好孩子”，她是个“脾气多变、性格孤僻的小家伙”（勃朗特，2002）。因为她和表哥打架被关进了阴森恐怖的红房子，简·爱的内心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进而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自己的舅母（里德太太），对着她大喊“别人以为你是一个好女人，可是你坏，你穷凶极恶”。简·爱恶毒的咒骂把舅母给吓住了，而回应简·爱的是“你想要什么别的吗？我向你担保，我想做你的朋友”“这些事你还不懂，小孩子应该知错就改”，我们完全看不出里德太太是怎样一个坏女人。初次反抗得到甜头的简·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胜利感，仿佛挣脱了无形的枷锁”。在洛伍德公益学校，牧师“惩罚肉体以拯救灵魂”的主张让简·爱非常不满。简·爱无法理解海伦·彭斯所说的“忍受”，义正词严地告诉她“无缘无故挨了打，我们就要狠狠地回击，一定要这样，好好教训那个打我们的人，让他不敢再这样”。简·爱的反抗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简·爱的潜意识里具有很深的自卑情结，仆人的一首歌“虽然我无处栖身，无亲可投，有一个信念赋予我无穷的力量，上帝啊，你永远是我的朋友，定会让苦命孤儿安息在天堂”（勃朗特，2002），让她“为自己的不幸”哭了起来，这“不幸”正是指她自己的身世。她甚至认为“如果我健康美丽，聪明伶俐———哪怕我还是这样寄人篱下没有朋友———里德太太见了我也许会高兴些”（勃朗特，2002），在这样的心理因素诱导下，简·爱一边十分自卑，而另一边又表现出极度自尊。

　　2.2爱情价值观的局限

　　《简·爱》思想上的局限性充分暴露在小说故事的核心———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中。面对罗切斯特的示爱，简·爱说到“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以离开你一样……我们站在上帝的面前是平等的！”（勃朗特，2002）。在简·爱看来，贫穷低微和矮小不美是隔在她与罗切斯特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简·爱内心深处认识到她与罗切斯特的社会地位的差距，甚至自己的矮小丑陋也和罗切斯特的高大富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简·爱的内心深处，她把美貌和财富当作吸引男性的前提，她念念不忘的是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平庸的外貌，这正是时代和社会的局限。简·爱无法冲破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在她的内心更多的是自卑，而不是自立自强。她把自己放在了弱势地位，只能利用宗教灵魂大谈平等。

　　2.3屈服内心的回归

　　在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后，简·爱无时无刻不想念着罗切斯特，她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社会地位的低微和相貌的普通是简·爱心中的刺，她只能寄托于灵魂的平等。于是，圣约翰成为她对罗切斯特的另一种假想。圣约翰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卫士，他把自己的亲情、爱情、友情都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面对圣约翰提出的很多苛刻的要求，简·爱都极具耐性并且小心对待，甚至表现出“屈从”。当圣约翰向简·爱求婚时，她差一点犯了“判断上的错误”，答应嫁给他。在这关键的时刻，她听到了罗切斯特的呼唤，这“呼唤”是来自简·爱内心的声音。在她看来圣约翰“是一个好人，也是个伟人。可惜他在追求大目标时，忘掉了小人物的情感和要求”（勃朗特，2002）。简·爱愿意成为圣约翰事业上的助手，却拒绝了和他结婚。当爱情追求与宗教事业相背离时，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势在必行。对家庭的渴望是简·爱内心的回归，圣约翰的出现推动了简·爱爱情的回归。圣约翰的求婚无疑是对简·爱与罗切斯特爱情的冲击，导致简·爱最终屈服在自己的感情之下，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

　　2.4妥协中消解的形象

　　在文本中，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是一个让男性依靠的女性形象。第一次相遇，罗切斯特在简·爱的帮助下才回到了马背上；罗切斯特的房间被疯女人放火，是简·爱及时扑灭了火才救了他的命；在疯妻的哥哥梅森到达的时候，罗切斯特要求简·爱把肩膀给他靠着；梅森被罗切斯特的疯妻子咬伤，也是在简·爱的帮助下完成伤口处理。在故事结尾的谈话中，简·爱说道“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爱你，现在我对你可以真正地有用，以前你处在骄傲的不依靠人的状态，除了作为恩赐和保护人以外，你不擅长其他角色”，在随后的文本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表述“他扶着我的肩膀，我身材比他矮小许多，因此我既是他的支撑，又是他的向导”，简·爱带着一种“圣母”光环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她要求平等，不愿意自己被罗切斯特保护，自己最终又扮演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意外继承的遗产让她经济独立，获得了社会地位；而相貌平平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只能让罗切斯特遭受苦难，削弱他的优势。作者费尽心思的安排彻底暴露了时代和社会对她自身的局限。至此，简·爱终于完全迎合了传统价值观的标准，独立自强的新女性形象彻底坍塌。

　　3压抑下的白日梦

　　精神分析学认为文学创作的动机是出于对心理压抑的释放。这样看来《简·爱》其实是一本有关自我心灵的书，正如同作者在写给出版社朋友信中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里没有学识，没有研究，不曾探讨公众感兴趣的问题。一本只谈家常的小说……”（勃朗特，1984）。感情上受到挫折的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出版之前曾写信给她的老师埃尔先生：“我一连几天，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不停地写作……我要写一本书，把它奉献给我的文学老师———我唯一的老师———奉献给你，先生”（勃朗特，1984），这部作品正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简·爱》。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看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简·爱》属于一种匮乏性动机。她创造出简·爱这一形象正是为了弥补自己内心压抑的情感。我们可以认为《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性压抑下的白日梦”，如同梦是对现实压抑下的“无意识”一样，作品中的话语和故事是作者本身“未满足的愿望”和“对不满意的现实的纠正”（弗洛伊德，2001）。

　　4结语

　　夏洛蒂·勃朗特构建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简·爱的矛盾性正是夏洛蒂·勃朗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与自己内心斗争的表现，自卑与自尊在简·爱的形象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而夏洛蒂·勃朗特最终并没有超越社会和时代的局限。她自我探求的出路是通过屈服社会现实和削弱男权而实现的，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简·爱的独立性。因为她追求的独立平等是通过外力改变的，不是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简·爱》新女性形象的局限性也是女性主义的通病，因为女性主义理论存在一个“否定的悖论”，它“一方面抨击发展了男权文化的文明史，一方面又要以文明史给予的人权为武器；一方面抨击男权社会，一方面又要以男权文化为起点”（王先霈、胡亚敏，2005）。过度强调权利地位的平等，通过弥补社会地位和削弱男权来实现这一目的，本身就是对自立自强形象的一种损害。因为男权不存在，女权主义的争斗也就没有意义了。这种矛盾性和局限性最终造就了一个屈服的斗士———简·爱。

　　参考文献

　　[1]特雷·依格尔顿.力量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4.

　　[2]王先霈，胡亚敏，编.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04.

　　[3]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33，16，11，327，419.

　　[4]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书信[M].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104-105，69.

　　[5]西格雷蒙·弗洛伊德.论文学与艺术[M].常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105.

　　作者：罗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