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本文重读美国学者唐小兵著作《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一书，意在解构一直以来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膜拜，并指出：文学解读的“全盘西化”、《再解读》式的碎片化重构以及西方文论的价值评判会导致中国文论话语的消解。学界应理性评价文论建构的西方入思方式，在尊重中国文学“政治性”本土属性的前提下建构中国文论话语权。

　　［关键词］再解读；文论话语权；政治性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中国文论话语权建构一直保持着持续上升的研究热度，以西方文论为模板建立中国文论的入思方式是学界的研究重点之一。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再解读》）系列论文集虽然出版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然而至今在中西方学界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据美国ＯＣＬＣＷｏｒｌｄｃａｔ数据库资料显示，至２０２０年，该书在多伦多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近３０个大学图书馆均有馆藏；国内学界也将唐小兵《再解读》中《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誉为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宣言书，认为该书为重写文学史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再解读》将左派文学理想化、合理化的同时，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刃，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庖丁解牛”式的解构与重读。《再解读》全书内容与架构无不体现着西方中心论思维模式的倾向，在国内众多学者热捧的光环下，中国文论话语权进一步式微。目前，《再解读》的最新研究成果是２０１９年发表于《文艺研究》的文章《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该文对《再解读》的阐释仍沿袭了“重写文学史”“新启蒙主义”及“现代性”等视角。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重读《再解读》、重新审视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作品“政治化”解读的理论实践以及由此而加剧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并从“中国文论话语建构”的角度对《再解读》进行剖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学解读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文论话语的消解

　　《再解读》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工具对左翼文学经典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其中解构主义、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在《再解读》中被应用在文学作品的文本分析人物形象重构以及故事情节的历史想象中，其研究思路倾向于西方中心论思维与研究模式，有将西方文学理论视为东西方文学共有典范而加以顺应的趋势。例如在《再解读》２００７年的版本序言中，罗岗指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再解读》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可贵努力，它所展示的问题意识、理论视野、历史关怀和文学诉求，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文学研究。”［１］《再解读》以及与其伴生的文学评论“全盘西化”的思潮直到今日仍在国内大有影响。２０１９年，刘诗宇认为，“由于精神分析、人类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知识考古学等西方理论方法的介入，‘再解读’思潮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产生了巨大影响。直到今天，针对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左翼文学展开的研究仍或多或少带有相关方法的痕迹”［２］。《再解读》的文学作品解析混杂了西方文学理论及各种先锋理论，文学评论的语言故弄玄虚且艰涩难懂，这些西化的、缺乏可读性的、伪哲学的抽象语言不断促发着中国文论身份意识的缺失。在唐小兵的笔下，“延安文艺是久远的乌托邦冲动和意识形态的历史性汇合……其运作模式是集体生产而不是等价交换”；“‘救亡’和‘革命’是屡经周折过后的平衡状态……在历史变迁中为意识形态提供了‘最佳的叙事范式’，并在意义与行为这一根本冲突的考量中，‘救亡’和‘革命’成为‘一个符号学意义上的表意矩形’……这个矩形展示的是各个不同意义项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相互作用，意义和行为构成不可排解的矛盾，‘交换价值’是这一矛盾体之外的第三项”。２０１９年６月，王宁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一文中，将上述现象描述为“西方文论所陷入的‘强制阐释’之窘境”［３］。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影响力伴生着西方话语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介入以及中国文论的西化趋势，中国文论距离中国本土文学语境愈加遥远，“讲好中国故事”并发掘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变得困难，这种不断介入、不断西化的过程对中国文论话语的消解作用是值得学界高度警惕的。

　　二、《再解读》式的碎片化重构与西方文论的无效性

　　中国文学要步入世界文学之林首要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结。《再解读》秉持的是典型的西方化研究思路，西方文论在解构中国文学作品之后，对中国文论的重建是片面的、碎片化的。历史事实证明，在西方理论热度的喧嚣退却后，并没有开启中国文论完整有效的建构之路。贺桂梅在《再解读：文本分析与历史解构》一文中指出，在具体文本操作层面上，《再解读》研究包括了三种方式：考察同一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结构方式和文类特征，辨析不同文化力量的冲突和磨合；讨论具体修辞层面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将文本放回到历史语境中，探讨意识形态对于文本的全面覆盖。可见《再解读》是从基于意识形态考量的问题意识入手，强调的是批判、改写与重塑。虽然这样“不破不立”或者“大破大立”的批判式的研究思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再解读》以及“再解读”所引发的思潮却止步于文本重读。在对文本进行碎片式解构或解码之后，不同的研究者以及研究成果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内在逻辑，更没有完整的研究思路或者编码体系用来重构中国文论。文论话语的建构包含文论的身份建构和价值建构。从身份建构的层面看，东西方的文论转换涉及的都是立场、态度的问题。由于文学活动和文化生活的距离，东西方文学在民族主义的叙事逻辑下，其入思方式在本源上的不协调性阻碍了文论话语的身份建构。从价值建构的层面看，中国现代文学是对战时现实世界的反映，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实践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文学是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在政治现实的土壤中不断成长演变的。然而在西方文论的价值评判下，中国现代文学所诞生的时代背景被抹杀，文学与历史的连接被生硬地割断。中国现代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使命成为西方批评家笔下被批判的对象，西方文论天然的、占领意识形态制高点的企图心严重制约了学术化的交流。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指出，海外学者的研究误区往往有重理论、轻材料、缺少整体文学史观等倾向，也较少顾及或刻意忽略文学作品所处历史时期和文化发展层级这一政治历史背景，而这一背景正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诞生发展的本源。从历史经验看，在西方文论基础上建立中国文论是无效的尝试。

　　三、西方文论价值评判与中国文学“政治性”

　　“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复合共生是中国文学固有的本土特质，中国文论话语权是中国文学获得公正评价的保障。西方文学话语体系的建立过程是以“文学性”作为文学评判的唯一标准，对中国文学“政治性”进行贬低的过程。唐小兵在《再解读》中指出了“政治性”意识形态功能与文学概念重构的关系：“文学概念的重构在新文学发展史上盘根错节的变迁，也许最终涉及的将是文学话语（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象征行为）在现代民族—国家营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功能。”［１］可见，在西方文论体系下，对中国文学“政治性”的误读正是中国文论话语权丧失后，中国文学被“意识形态化”的结果。《再解读》式的文学批评对中国文学历史使命及社会使命的漠视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的过分倚重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和审美偏见，其文学作品的解读基本都着眼于文本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内涵。唐小兵在《我们怎样想象历史》一文中，将左派文学的“政治性与文学性”简单阐述为“现代性反思”。唐小兵看似摒弃了美国学派惯用的对中国文学“政治性”的抨击手段，然而“现代性”一词却抹杀了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在西方文论诸多庞杂的名词体系中为美国的纯文学性价值观开辟了道路，在术语互换中解构了中国文学“政治性”的本土特征。肖明华在《重回现代性的发生期与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中提出：“有必要立足社会文化的实际，把建设‘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别现代性’的中国文论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又是中国的。”［４］可见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在本着中华文脉和民族精神的前提下，重新鉴别与评判西方文学理论的价值观。应当指出，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再解读》所标榜的文学普世性，即超越“政治性”的纯文学性是不存在的，中国文学“政治性”的本土属性得到了国际学者的认可和接纳。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安敏成（Ｍａｒｓｔｏｎ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在《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Ｒｅ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ｅｒｉｏｄ）一文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召唤，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是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问题，“战争宣传使文学成为抗战的一部分。国际战争宣传扩大到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成为必要”［５］。墨尔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大卫（ＤａｖｉｄＨｏｌｍ）在《民间艺术宣传：延安的秧歌运动》（ＦｏｌｋＡｒｔａ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ＴｈｅＹａｎｇ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Ｙａｎ’ａｎ）中指出，“近年来有人多次提出，我们不应该仅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中国文学作品是否卓越，我们也应该根据由中国提出的不同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文学……我们必须寻求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解，不仅是作为一种信仰体系或一系列神圣文本的抽象形式，而且还应作为一种在中国社会中起作用的意识形态来研究”［６］。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是“亚洲典型的民族主义”，中国文学充分表达了民族主义以及对国家独立和统一的祈愿，这种愿望和文学的价值并不是相悖的，政治和文学在促进人民生活进步的目标上是一致的。立新是任重而道远的，中国文论话语权的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方法论上，建构中国文论要搞清楚创造和学习的关系，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对外来理论的学习是必要的，但是在学习的基础上应当有自己的思考，对“拿来主义”的滥用会损坏本民族的伟大传统。在学术思想上，文艺理论工作者应当以提高民族自尊为己任，将文艺的民族形式置于世界、民族与现实的关系网络中进行宏观分析。在文学理论构建动机上，要多维度思考中国文学面对迥异复杂的国际环境时的生存镜像，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何以渐进的方式积累“本土经验”，争取中国文论话语权并融入世界文学。虽然中国文论整体发展薄弱，体系尚待完善，然而，在世界文学语境中，在客观的事实层面，国内学界举起了民族文学文化的大旗，积极实践着中国文论的建构之路。这些有益的尝试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充分尊重了中国文学的本土属性。总之，在建构中国文论话语权的研究中，重读《再解读》，反思如何运用中国自身的文化以及政治资本来建构和西方的学术关系，并重新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是值得深切反省的课题。

　　作者：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