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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旅行共花了两礼拜。我上班后①[指到商务印书馆上班。]才晓得，这两礼拜内，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编纂《教育》、《学生》、《少年》的朱元善，曾经向高梦旦提出，要我转到他阿谁部分做他的助手，次要助编《学生》。可是孙毓修托言还要我编纂《中国寓言续编》，不愿放，成果，把我等分，半天编《中国寓言续编》，半天协助朱元善核阅《学生》的。

　　《学生》是个八门五花、以供给中学生课外学问为主的刊物。它有式的短论，内容一贯激励学生静心读书，未来为祖国效力。有“学艺”栏，引见外国的科学学问。有不立栏名，但经常有的数学和几何的难题解答示范。有“技击”栏，若何熬炼身体的技击，附有良多演习技击的姿态的插图。还有世界和中国的每月大事记。除了这些，即是在校学生的，包罗每期大约十一面的英文论说、纪行、中英对照的小品。而学生中占绝大大都的，是文言的纪行、诗、词。这些都标明何省何县何校，者在校年级及实在姓名。登科的都照登这些“资历”。

　　朱元善其时要我核阅的，就是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或者甲种蚕桑、甲种工业学校（程度和此刻的中专附近）的学生们的。我看这些文言的纪行，大多用骈体，可见其时全国各地中等学校流行的，竟是骈体；而诗、词内容，颇多感伤牢骚，老气横秋，疑是教师们点窜润色过的。朱元善说，不管它真是学生写的，仍是教师改的，只需做得好，我们就登科；一则登了出来，学校、教师、学生，都感觉荣耀，就会逢人夸耀，这就成了我们这个的权利推销员；二则，学生来稿登科了，不付现金报答，只送书券，姑且填写价目，从二元至十元不等，用这书券可买商务出书的书，这又为商务的册本推广了销。这些很精明的法子，都是朱元善“发现”的。商务老板因而认为朱很能动脑筋，很器重他。同时他也是个老资历，光绪末年商务刚创办不久他就进商务了；他又是海盐人，和张元济有点远的亲戚关系。因而各种，他一身兼了三个刊物的主编。但手下并无助编，只要一个年轻人（也是海盐人），做登记来稿、寄送稿酬、书券等工作；并且，若是要审核学生们的来稿，朱元善本人也不堪任。由于此中诗、词极多，看来朱于此道，是外行人。

　　此刻要回过来讲一件事。在这之前，朱和我已有过商量。我把《衣》、《食》、《住》刚译完时，他就对孙敬修说，想请我译点小工具，孙碍于体面，欠好，并且《中国寓言》的工作还未起头，《衣》、《食》、《住》正在连续排版，连续看校样，我是有时间的。朱元善出了个标题问题，说《学生》上没有登过小说，此刻筹算登点小说，学生最都雅点科学小说，要我找材料。我在涵芬楼藏书楼的英美旧中发觉两种，一种叫《我的》（Mymagazine），一种叫《儿童百科全书》（Children’sEncyclopaedia，这也是每月出书，象形式），两者都是供给中学生以汗青、科学学问的通俗读物。我在后者或前者（此刻记不准了，也不记得是哪年的）找到一篇能够说是科学幻想小说，我把它译出来，就是《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登在一九一七年的《学生》正月号上。这两种英文有些文章不签字，由于这是通俗读物，作者不是什么名人。这篇工具，却有原作者姓名，但朱元善把它勾掉了。商务编译所的刊物主编者老干这种事。看内容明明是翻译的工具，题下签名倒是个中国人。《小说月报》的大部门小说（林琴南译的除外）就是、如许。《三百年后孵化之卵》总算留了个“译”字。

　　也是在这两种旧上，我看到若干篇成功者的列传和轶事。后来我就据以编写《履人传》和《缝工传》。这在后面再谈。

　　朱元善编《教育》，次要依托很多日本文的教育。这些八门五花育理论到讲授方式，从大学到中学的日本文约有十来种。朱本人并不懂日文，他只看日文中的汉字猜想内容，认为可用，便圈出来，请馆外人翻译。有些文章翻译出来一看，是圈错了的，不合需要，便只好存档。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中有讲统一问题的，例如引见英美教育新的，都翻译出来了，他就据以从头编写，成为一篇文章，不注出处，只签名日“天民”。他对翻译的人说，天民是配合的笔名。那时《教育》版权页上编者签名朱元善，《学生》最后不署编者名，后来签名时，也署的“天民”。他借此暗示，《教育》上写文章最多的“天民”和《学生》编者是一人；不明环境的商务老板还认为他真负责呢！其时他付给那些的稿酬是每千字一元至二元，这在其时是一般的报答。翻既不签名，译错了也不担任，之潦草，自不待言，所以颇有情面愿接管比力低的报答。其时商务各稿酬最低二元，最高有至五元的，那是少少数的几个特约撰稿人才能享受。朱元善用上述的方式把《教育》办得相当有生气，由于它及时引见欧美新的教育学说，教育环境。但他对教育学说并无研究，用本人的概念把那些粗拙的加以改编，有时也要出弊端，闹笑话。不外《教育》的读者以中学或师范学校的教员为多，他们看不出这些偶尔呈现的弊端。

　　日本文的学生，学问性文章良多。朱元善也留出来，请人翻译，然后他加以改写，用五号字登在《学生》的“学艺”栏内。

　　商务编译所还有一人兼编两种的，此即《小说月报》和《妇女》的编者王蕴章（号药农，别号西神）。他手下也只要一个只做登记等杂务的人（其时名为校对）。《东方》却分歧主编之下，有三个的编纂，即钱智修，章锡琛，胡愈之。钱、胡都懂英文，章懂日文。但我和他们接触是在一二年当前，其时我以至还不认识他们。

　　朱元善还订了一些其时上海出书的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此中就有陈独秀编的《青年》（即《新青年》之前身）。《青年》倡导“德、智、体”三育，用文言，但在一九一七年更名为《新青年》时曾经颁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继之以陈独秀的《文学论》。朱元善既订有《新青年》，天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能够说是商务几个主编的人中对最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并且勇于趋时。他筹算以《学生》小试，先从起头。他请我写一篇分歧于历来的《学生》内容的短文，作为；这就是登载在《学生》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号上的“学生与社会”。这篇文章能够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其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标题问题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惟，发了一通谈论。此刻把此中一段抄鄙人面，也能看出我其时的程度。“我国古训，所谓道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又日，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皆不啻为奴隶四字作注释。此不独行事为然，肄业何独否则？战国之时，策士纵横，各抱一说，以干各国之君，虽穷通各别，要不失为精研一己之学业，发抒一己之看法。其时百家学说，骈肩比足，未有轩轾。逮乎刘氏定鼎，海内同一，而者流，依靠君主，攘斥百家，以自尊重，而学术上遂有主奴之别，学问之道狭矣！两汉学者，又揣测君主之所好，故乘时而起之文人，后先相望，而求其独抱遗经，为所为于环球不为之日，仅得一扬雄，顾亦研究孔子之学而不克不及独辟门路。若夫倡一家言，于学问作科学的研究者，未见其人。岂天之不生才耶？盖亦有以囿之桎之，而士亦无自主心之所致也。《论衡》谓周人大哥不遇，而哭于。人问之。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绩，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按指黄老之学）。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以下论及经今文家之陈陈相因，“盈篇累牍，回旋盘曲，琐碎已极，有如学几何者之证命题。谚所谓博士买驴，书券三万，未见驴字，非过诮也。其能发抒己见，以成一家之说者，如麟角凤毛，已不成得。挽近东渐，虽已破此一重关，其失也又太肤浅，而趋时之习，日甚一日。学子入校，莫不揣测风气之所趋，为未来使用之地。于是学问之道，以社会风气为主体，而掉臂一己才力之所偏，与其性之所近，戕贼青年之美质，障碍社会之前进，莫此为甚。环球尽汶汶然而从人，夫安得大学问家，生于今日之世哉。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吾谓今之学者，直为利耳。方其学也，不问学术之有用与否，不问与己之合宜与否，唯利是视，欲其无益于社会难矣。是故学生在社会中也，必求自主。”在文章结尾，归纳综合全文，还对其时的学生提出了一个总耍求：“学生时代，当活跃，而处事不成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操行学问，不成自卑。有担任之志，而不成先事骄贵，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形成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厄运，以扶植新业。”（见《学生》一九一七年四卷十二号）这篇文章朱元善竟然很满意，认为可使《学生》焕然一新，便又要我再写一篇，登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号上，标题问题是《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这一篇的内容比上一篇更进了一步，在《学生》上谈论起时政来了。大意谓欧战场面地步“姑无论其孰胜孰负”，“亚东场面地步必且大变”，而中国“则自鼎革以还，忽焉六载，底子，至今未决，海内蜩螗，刻无宁晷，虚度岁月，暗损利权。此后其将沦胥而与埃及、印度、朝鲜等耶？抑尚可自拔而免于之惨耶？非吾侪所忍言。”文章中还高声呼吁学生“翻然，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但愿，即“改革思惟”，“缔造文明”和“奋斗主义”。从这篇文章，能够见到我其时的爱国主义和主义思惟的眉目。文章把“改革思惟”列为对学生的第一条但愿，申明我的重点地点。“何谓改革思惟？即力排有生以来所薰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惟，而逐个改革之，认为接收新知新学之备”。“故学术之前进儒滞，学校之分科不全，举非所俱，而思惟不新，致新文化失其效力，是乃深忧”。（以上引文见《学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一号）当然，那时候我主意的新思惟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等等资产阶层主义的工具，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由于那时“十月”的炮声方才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到中国。解放后很多作者阐述我晚年的思惟，都提到这两篇工具，认为我这期间是思惟。，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外那时对我思惟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仍是《新青年》。而《新青年》那时还没提到辩证和汗青的思惟方式。

　　一九一八年的《学生》，当真要及第学小说了。这一点也是我和朱元善筹议好，由我担任收集材料。我找到了一篇叫《两月中之建筑谭》（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lBond著）的科学小说。我认为虽然不必象后来翻学作品那样百分之百的，至多要百分之八十的。朱却认为手艺部门要于原文，此外则能够不拘。他的“理论”是，给中学生读的科学小说，一方面要引见科学手艺，一方面也要文字漂亮，朱认为这必然要用骈体。《两月中之建筑谭》开首那段文字就由我来写。这篇小说是我和合译的。泽要把手艺部门译出来，那时他在河海工程特地学校学了一年，手艺方面完全能够译好。很多手艺名词他晓得，我就不晓得。如混凝土，是cement加沙拌成的建筑材料，那时他们学校把它译成混凝土；又如钢筋水泥制成的部件，译成钢筋混凝土，也是他们学校里教师译出来的。

　　小说开首，我按照朱的看法，完全用骈体。这里能够抄一小段以见其时我写的骈体的面貌：“疏林夕阳，数声蝉唱，绿水青草，两部蛙歌。莘莘学子，方自暑假大试验中挣扎而出，担簦负箧，返其家园矣。余亦其中之一人。”（见《学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一号第一页）然后写到这个“我”在书房里，“晨起，晓气清绝，当窗而理故课，午后，槐荫渐转，则下湘帘，踞胡床，倚隐囊，热沉水，左定窑壶而右莎翁集，兴来则展霍氏志异之篇，唱荷马吊古之什。”这段滥调，我是带着开打趣的意味写的，可是朱元善却大为赞扬，并且说欧佳丽喜好中国风味的器具早成风气；上海鲁伊师摩洋行拍卖中国古玩，不辨，率先抢购的，就是。他据此认为小说中阿谁美国粹生有“定窑壶”，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阿谁“我”的书桌上，本来只要笔和笔筒，可是朱元善在发排时加上了“砚”、“笔洗”和“香炉”。印出来后我看了感觉哭笑不得。但如斯把美国粹生汉化，只此一回，亦只此一段。我终究了朱元善，不在翻译中“用华变夷”。

　　其时商务编译所中有两小我善骈体，一是孙毓修，一是王西神。朱元善对他们很钦佩。骈体总得用典，朱元善援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论“不消典”一段谈论，调侃胡适立论言行一致。由于胡适一方面主意“不消典”，同时却又指出江亢虎（按是中国的所谓社会党的创始人，抗日和平时做了）代华侨诔陈英士（按是辛亥时的沪军都督，后为袁世凯所害，蒋介石是陈的旧手下）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钅且）麂，乃戕赵卿”四语，赞其所用赵宣子一典，甚为工切（按胡适此论，实不高超；陈英士比赵衰，拟于不伦）。胡适又奖饰王国维咏史诗：“‘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朱元善的“结论”是：滥调要不得，用典却不成废。

　　《两月中之建筑谭》，在《学生》上连载了八期。原文有很多插图。登了这篇当前，朱认为科学小说应继续，要我继续找材料。我后来又找到一本小：《理工学生在校记》。严酷而言，这不是科学小说，这只是用小说形式论述科学学问。这也是我与合译的。现实是他一人译，我只在文字上稍加润色。朱硬要用合译的表面。他明知是我的弟弟，但朱说若用在学校的姓名沈德济，又不与我合译，那就要照在校学生例，只能酬以书券，用合译，他可酬现金。言外有非分特别照应之意。我和拿到稿费通盘去买了书。暑假从南京来上海，在我宿舍住了半个月就把《理工学生在校记》泽出来了。

　　编译所藏书楼里英文书良多，不外乱七八糟。它藏有全套的出名的《万人丛书》（Everyman’sLibrary），里面采集良多资产阶层的、经济、哲学、文学名著，以及英国以外的文史哲名著的英译本，从希腊、罗马直到易卜生、般生等。还有一套美国出书的叫《新时代丛书》（ModernLibrary），性质与《万人丛书》同。

　　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上又持续颁发了我写的《履人传》和《缝工传》（材料来历，上文已讲过）。《履人传》是写鞋匠身世而成名的人，《缝工传》是写成衣身世而成名的人，每篇前我都写有三四百字的绪言，完全用骈体。《履人传》绪言如下：“夫芝草无根，醴泉无源，达官贵人无种，丈夫贵能自立，阀阅岂能限人哉。闲常泛览外史，取少贱为履人之名人，撮其事迹，荟革一篇，为履人传。亦见人在自树，自强不息者天厌之，僻巷牛衣之子，其亦闻风自兴，而勉为书中人乎。”（《学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四号）至于《缝工传》，则取五代史一行传之意。《缝工传》的绪言说：“欧阳永叔撰五代史，取李自伦等数报酬一行传，而日，自古烈士，多出于。窃怪其时可道者少，意必于负材能修节义，而沈沦于下者，求之列传，而崩离，文字残破，不成复得，然得者仅四五人罢了。其事迹不著，而无可纪次，其略可录焉。”（《学生》，一九一八年第五卷第九号）《履人传》和《缝工传》都是赞誉大丈夫贵自立，这与《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论文所倡导的改革思惟，奋斗自立的是呼应的。

　　也是读了《新青年》，我起头留意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万人丛书》有帝俄时代文豪如托尔斯泰等人的英译本，得之甚易。其时美国人开的“伊文思图书公司”有英、美出书的新书，也有。它所没有的书，你开了书名，它能够代购，书到后付款。同时又从日本东京九善书店西书部索得它每月出书的已到及将到的欧美新书、目次，它比伊文思图书公司的书目更完整。向丸善购书或订购，也是书到付款。于是买书的子愈加宽了。

　　在《学生》第六卷四、五号上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就是我关怀文学之后写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问题下有三行提醒，日：“十九世纪末之世界的文学”，“之动力”，“此后社会之影响”。文章开首说：“十九世纪末年，欧洲文学界最大之变更，其震波远及于此刻，且将影响于此后，此因何事乎？日文学之勃兴，及其之勃张是也。”“俄人思惟一跃而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场合排场，决将受其影响，听其安排。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洋溢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水，磅礴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后之动力。”又说，这篇文章“读者作文学略史观可也，作托尔斯泰传观可也，作近因观，亦无不成”。此刻回忆，其时恰是十月社会主义传到中国，震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时辰，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颁发了“庶民的胜利”，可是直到一九一九年的蒲月，《新青年》上才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颁发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因而，当前和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前这一段时间里，对于的“动力”和“近因”，是其时“有志之士”们常常谈论和探究的。我的这篇“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是试图从文学对社会所起的影响的角度来切磋这个问题的一点测验考试。当然其论点此刻看来是好笑的。

　　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夏之交，五四活动迸发了，在它的影响和鞭策下，我起头专注于文学，翻译和引见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学生》不适合登载的，我就给上海《新报》的副刊《学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我那时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用白话翻译小说，并且尽可能于原作--该当说是对英文译本的尽可能。在这之后半年多的时间内，我接连翻译了契诃夫的《卖者》、《万卡》，高尔基的《恋人》，法国莫泊桑的《一段弦线》，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夜》等十多篇短篇小说，写了引见托尔斯泰和肖伯纳的文章，都登在《学灯》上。此外还写了一篇叫做“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引见了般生、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连载在《学生》第六卷七--十二号上。

　　因为我常在《学灯》上，《新报》的主编苏办《解放与》时就约我写文章。《解放与》上有一栏叫“读书录”。“读书录”是把某一外文原著以撮要形式引见其内容，而不是全文翻译。我在这引见的第一篇是荪给我的材料，叫《罗塞尔＜到的几条拟径＞》（《解放与》一卷七号）。小标题问题是无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罗塞尔主意基尔特社会主义，否决社会主义，也否决无主义和工团主义。那时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起头接触马克思主义，我感觉看看这些书也好，晓得社会主义还有些什么学派。阿谁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惟很是活跃的时代，受新影响的学问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类新工具，纷纷引见外国的各类主义、思惟和学说。大师的设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完全要了，替代的工具只要到外国找，“向国度寻找谬误”。所以，其时“拿来主义”十分流行。拿来的工具根基上分两大类，一类是主义的，一类是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引见进来，但十分吸惹人，由于那时曾经晓得，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点下取告捷利的。也是在这种求谬误欲的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工具，是从他的名著《苏鲁支语录》（ThusSPakeZarathustra）当选译的，登在《解放与》上。我还写了一篇引见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一九二○岁首?年月的《学生》上。其时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尼采思惟是策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哲学根本，所以不主意引见。我则认为“跟了尼采走的人是完全错了；避了尼采不愿碰头，或不愿和他一谈的，也不见得是完全不错！”“尼采诚然是人类中的，最可骇的人物”，“但我们却也不忘记他对于方面的见识很超特，几多含有几分谬误。”“尼采思惟卓绝的处所”是“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观，从新秤量过，从新把他们的价值估定”。我们“该当借重来做摧毁汗青保守的正常的枷锁的旧的利器，从新估订价值，缔造一种新出来”。（见《学生》七卷一--四号）一句话，我那时所以对尼采有乐趣，是由于尼采用狠恶的笔触保守思惟，而其时我们正要保守思惟，要求思惟解放；尼采也奸商哲学，而其时的社会，小而言之，即在商务编译所本身，奸商思惟和作风就很严峻。

　　《解放与》也登文学作品，次要是我翻译的几篇。此中有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Maerterlinck的五幕短剧《丁泰琪之死》。其后二三年，意味主义的梅特林克成为抢手人物。其时大师竞相引见十九世纪欧洲各派文艺，而意味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年曾风靡欧洲。意味主义作家中以梅特林克最为主要。如许地热心于十九世纪欧洲各派文艺，在今天看来，似不成理解。但在其时，大师有如许的设法：既要自创于西洋，就必需穷本朔源，不克不及尝一脔而辄止。我畴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此刻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自创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起头，横贯十九世纪，直到“世纪末”。那时，二十世纪才过了二十年，欧洲最新的文艺还传不到中国，因此也给我一个机遇对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这就是我其时处置于希腊、北欧之研究的缘由。我认为如斯才能取精用宏，吸收他人的精萃化为本人的血肉；如许才能缔造划时代的新文学。我的同时代人，大都是有如许的理想，从而也有如许的的，虽然深浅分歧。

　　这种“穷本溯源”的设法，也是我在一九二○岁首?年月为《小说月报》部门而写的“小说新潮栏宣言”中所表述的次要概念之一。这是我最早的一篇文学论文，这篇文章加上其时连续写的别的几篇文学评论，如“新旧文学平议之评断”、“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等，根基上表达了我在还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惟以前的文学概念。归纳综合起来有如许几点：其一，我认为新与新文学的关系是，“新文学要拿新做根源，新要借新文学做宣传”。“此刻新思惟日新月异”，“西洋的小说曾经由浪漫主义进而为写实主义、主义、新浪漫主义，我国却仍是逗留在写实以前”。为了赶上时代，艺术上就要“探本穷源”，“不探到旧张本按次做去，冒莽撞失地‘唯新是摹’是立不住脚的”。所以“中国此刻要引见新派小说，该当先从写实派天然派引见起”。也要引见主义（意味主义）。不外，这种引见只是一种“准备”、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为了倡导新浪漫主义。这就是“穷本溯源”的本意。

　　其二，我主意先要鼎力地引见写实主义天然主义，但又地否决倡导它们。我认为，“天然派只用阐发的方式去察看人生表示人生，致使见的都是，其成果是使人失望，悲闷，正和浪漫文学（按指十九世纪消沉的浪漫主义）的梦想使人失望一般，都不克不及指导健全的人生观。所以浪漫文学固出缺点，天然文学的错误谬误更大”。“在社会特甚，思惟锢蔽特甚，一般青年不曾完全领会新思惟意义的中国，倡导天然文学流行天然文学，其害更甚”。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要倡导新浪漫主义。由于，“浪漫的常是的解放的立异的，……这种，无论在思惟界在文学界都是得之则有前进有生气。”“把我的意义总结一句，即是：能协助新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天然主义的文学，所以此后的新文动该是新浪漫的文学。”（n上见“小说新潮栏宣言”和“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

　　其三，什么是新文学？“我认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种要素：一是遍及的性质；二是有表示人生指点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布衣的非为一般特殊阶层的人的。唯其是要有遍及性，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唯其是重视表示人生指点人生的，所以我们要重视思惟，不重格局；唯其是为布衣的，所以要有主义的，活跃的景象形象。”“如拿这三件要素去评议文学作品，便知新旧云者，不带时代性质。”“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实在。实在的价值不因时代而改变。旧文学也含有‘美’‘好’的，不成一概。所以我们对于新旧文学并不蔑视；……我们并不想仅求保保守的而不求前进，我们是想把旧的做研究材料，提出他的特质，和西洋的特质连系，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出来。”（见“新旧文学平议之评断”、“小说新潮栏宣言”）

　　其四，“此刻很有很多人主意纯艺术观的文学。这派的意义，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品，艺术品的目标即是美感，所以文学的目标只在美，而不在含有新抱负。……本来所谓‘艺术的艺术’和‘人生的艺术’这两句话久已为辩论之点，未来趋向若何，面前目今正难看到。不外以我小我的看法而论，纯粹艺术品固不克不及全无美感，天然欲奉艺术的艺术为正；而如文学，则素质既非是纯粹艺术品，当然未便弃却人生的一方面。何况文学是描写人生，犹不克不及无抱负做个骨子了。”（见“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

　　我在写了这一，无非是要回首一下我在跨上文学道之后最早构成的文学艺术观：同意什么，主意什么，又否决什么。这些概念明显强烈地影响了我当前的文学勾当。

　　（摘自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糊口之二》，回忆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