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经济论文研究中国供给侧改革实施减税计划，侧供给改革在当今的中国已经是势在必行，而且其前进的步伐也将是势不可挡的，因为在以往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都只是考虑了需求，而忽略了供给问题，这从传统的经济学角度来讲也是不可取的。然而，在现在整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做出这样重要的改革，所有的问题我们都不可能提前预计，而是应该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简化一些行政程序，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找到解决问题所在。我们虽然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实践案例，但是由于我们的国情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一样，因而在某些问题上，也一定会出现不一样的反应，这就需要我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给予重视和解决。

　　《税务研究》(月刊)创刊于1985年，由中国税务学会;中国税务杂志社主办。是中国税收科学理论研究的最高学术期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按照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学会关于把《税务研究》办成反映税收研究最高水平的理论学术研究载体，理论研究要高水平、高层次、多出精品的要求，充分发挥其税收理论研究领域最高阵地的作用，刊登了许多当代中国税收理论研究领域品位高、理论性学术性强、质量高、具有权威性的文章;并注意发挥其群众性学术交流园地的作用，推动群众性税收理论研究的发展，发现、培养、扶植税收理论研究新生力量;拓宽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思路，从大税收、大宏观、大社会的视角来研究税收中的一些问题。

　　习近平同志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17日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那么什么是侧供给改革呢?以及在侧供给改革中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供给侧改革这是一个源自西方供给学派所提出的理论，它主要是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市场会自动调解生产要素的利用，所以应该消除阻碍市场调解的因素。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在西方现实中最为典型的实践就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减税和减少政府对生产的干预。目前中国所面对的整体经济环境与当时的情形有一些相同之处，对于这个改革的运用，在结合这两个典型案例后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中国实施供给侧改革时需要对以下几点给予足够的重视，否则，将会发生与前两个相同的负面影响。

　　第一，在实施减税计划的同时需要对于赤字率给予高度的重视。

　　中国2015年全国财政赤字16200亿元，比2014年增加了2700亿元，财政赤字率约2.3%，比2014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根据2015 年GDP来计算，到2016年财政赤字率到达3%是非常可能的。虽然说财政赤字率是政府稳增长的一项举措，但是一旦一个国家的整体财政赤字率提高到了 3%，这就必定是一个很大的增幅，在面对当前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附有偿还债的情况下，其将可能面对的债务风险是不可小觑的。目前地方的债务负担已经达到了86%，虽然还没有突破我国规定的100%的警戒线，也还在国际上所定的警戒线的范围内，然而目前中国整体经济放缓，整体需求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因此我们在进行侧供给改革的同时，也不会忽略需求的刺激，一旦刺激需求就会加剧债务负担率。因此，对于这样一把双刃剑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一定不可以过于固化，而是随着经济整体形势的变化进行适事的调整。

　　第二，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的关注。

　　在实施侧供给改革的过程中，大的一个方向就是国企需要进行市场化，这样就一定会出现一些的私有化现象，以及出现海外集团借减税改革中私有化的发展中，大肆收购国有企业的现象。因此，我们对于国有企业这部分一定要根据国家整体发展的需要制定出不可逾越的底线，同时在放开经济进程的同时，做好后期的保护工作。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对于国有企业中什么保护国资的配套政策基本已经形成系统，但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又不能只盯着自己手上的资源不放松，不然就不可能到达改革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于如何控股进行深入的考虑，比如对于上市的国有企业，我们可以考虑以国家作为一个股东的形式占有其重要的控股权，这样以保证其运转权仍然被国家所控制;而对于一些产业，国家需要大量企业投资的情况，可以考虑将其股份进行适当的分散，以保证形成三个以上股东相互牵制的格局，这样不仅有利于国资不外流，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国有企业的发展。

　　第三，预防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形成“小政府”。

　　由于减税计划要顺利的实施，必然需要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放开一定的权利，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也可能会给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政府增加了更多的权利，从而形成了 “小政府”的现象。从一定角度来看“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但是如果这样的格局形成后没有有效的约束工具，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为了预防这样的结局出现，国家在放权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增加监督的功能，通过时时有效的监督体系和机制，从而对“小政府”形成对地方政府的一定威慑力，从而有效控制其“小政府”现象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