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22—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术交流代表团由辛向阳副院长带队访问日本，期间先后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会、日本社会主义协会、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中央附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日本国立御茶水女子大学、北海学园东北亚研究交流中心、北海道大学斯拉夫及欧亚研究中心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中日学者就相互关心的话题展开了讨论。本文主要介绍了代表团所了解到的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领域若干重大问题的一些代表性观点，并加以简要评述，希望对我国学界有所启发。

　　1.关于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代社会中的表现的认识

　　第一，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如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会事务局局长、立正大学讲师田上孝一博士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即人被自己创造的东西所束缚了。所谓的“异化”，有资本的“异化”，也有别的“异化”。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人类历史可以划分为“前史”和“后史”，“前史”就是人被“异化”的时代，而“后史”即后资本主义时代，则应该是人的积累或以人为本的时代。第二，认为资本积累的时代结束之后，未来社会将是人的积累的时代。如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会中心成员、庆应大学经济学部大西广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就是积累资本的社会，在产业革命之后，如果没有机械和资本的积累，那么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在产业革命之后的200年时间，资本主义一方面在抑制工人的消费，另一方面又在增大资本的积累，从而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极限。当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效变小了，但在其他方面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比如在人的发展方面。未来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在劳动中将高度重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第三，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矛盾时，日本学者普遍关注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如日共前主席、日共中央附属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党中央常任干部会委员不破哲三认为，当代社会主要有两个大的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的“利润至上主义”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根据经合组织(OECD)2014年发布的报告，全世界占全球人口10%的富裕阶层和1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9.6倍。二是资本主义造成的“地球变暖”这个全球规模的危机问题。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出现了以往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不具备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倾向。因此，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剧增加。马克思生存的那个时代，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每年4.8亿吨，到2016年时增加到323亿吨，是过去的67倍。是否有力量阻止上述问题并加以控制?这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成为责问它们是否有资格继续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的问题。与此同时，对于取代资本主义的下一个社会来说，也是检验它是否有存续资格的问题。第四，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仍有生命力，未来怎么进入科学社会主义，仍是一个有待思考和论证的问题。如田上孝一博士指出，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的时候，也谈过有被“异化”的生产力和未被“异化”的生产力，而现在环境问题就是被“异化”的生产力。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被“异化”的生产力变成不被“异化”的生产力，或者说就是避免生产力被“异化”。从这个角度来讲，资本主义在当代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北海学园东北亚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北海商科大学校长代理西川博史教授则提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从以往时代的社会制度前进到资本主义一定有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有必然性。对于《资本论》的解读，日本的一些学者是依据“宇野理论”进行的，与中国理论界的认识存在区别。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会发生大萧条，但马克思并没有讲经历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就一定会崩溃。为什么资本主义经历大萧条后，一定会进入到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还需要认真思考和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2.关于对发生在30年前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认识

　　对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事件，日本社会主义学界也进行了很大的关注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与国内学界不太一样的观点。在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进行分析时，西川博史教授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不是太成功，没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其中因素之一。他表示，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苏联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否则结局是不一样的。在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不一样，苏联是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过于单一，而且苏联当年搞的计划也不是真正的计划。而不破哲三则认为，苏联在形式上既有“国有化”也有“集体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将生产资料移交到人民手里，或是与之相接近的状态。相反，他们是把人民从经济管理部门排斥出去，建立起官僚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改革，日本学者习惯于从中俄两国的比较来看。如田上孝一博士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印证了资本主义并不是未来的方向。他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影响是很巨大的。苏联崩溃之后，俄罗斯曾有人在论文中提出，如果俄罗斯现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社会也能运转得很好。但事实相反，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出现他所预料的结果。因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做得非常好。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完全否定市场也是不行的。换个说法，在遥远的未来，也许会实现没有市场的社会，但是在近期还是需要导入市场的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现在对于市场经济的选择，有它的必要性。而大西广教授则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计划经济不能持续了，所以必须要发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苏联和东欧曾经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苏联采取的是激进的方法，结果国家解体了，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的方法，结果社会经济发展得很好。两个国家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由于采取的方式方法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西川博史教授认为，苏联之后搞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也不一样，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3.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为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和增强了信心，同时也引起了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界极大的关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原因，田上孝一博士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适当地吸收了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取得成功的要素之一。而日本社会主义协会代表、山形大学名誉教授、山形县经济社会研究所理事长立松洁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的是渐进式发展的策略。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当年苏联搞的国营化、公有化，采取的是与商品经济共存的经济，然后逐渐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描述的社会主义是平等无差别的社会，要达到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是首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再进入一个平等无差别的社会，这是取得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大西广教授分析认为，中国无论是改革开放前搞计划经济，还是改革开放后搞市场经济，都是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因此也取得了成功。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是采取了最正确的政策和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当前中国的GDP要从中高速增长转变到中速发展，即经济新常态，从这点来说，分寸把握得非常好。当前中国采取的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对其他国家而言，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型，发挥着模范作用。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仍需更加优化。如西川博史教授认为，就目前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成功，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仍然有提升的空间。

　　4.关于对世界未来社会的认识

　　马克思曾经提出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两个必然”，未来将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对此，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界进行了自己的描述和思考。田上孝一博士认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友爱社会”。他指出，未来的社会，首先应该是一个重视环境生态的社会。马克思讲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友爱社会”，他认为，市民社会是贯穿个人利益的社会，未来社会是一个像家族一样的友爱社会。与此同时，理想的社会是没有国家的。从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社会来说，未来私人带来的冲突将会被克服，现在的环境等问题也将被克服。这虽有点空想，但将被我们所憧憬和期望。而大西广教授则认为，未来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但要到达那个社会是不容易的，需要斗争。一定会出现抵抗势力，通过资本积累来获取利益的产业集团一定会出来反对。比如通过基础建设进行资本积累的人，他们就会出来反对。中国现在出现大规模的高铁建设，很有意义。不破哲三介绍道，日共党纲对未来社会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概念来表述的。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用“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表述，从而把人的一天的活动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必然王国”是从事物质生产的时间。一旦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以后，与剥削社会不同，劳动将变成快乐的事情，全体成员都要从事劳动，这是使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义务。但无论劳动变得多么快乐，维持社会所需的义务这一点不会改变。因此马克思把从事这项劳动的时间称作“必然王国”。“自由王国”则是人们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者说是人们用来发展自身的时间。所有人的这种自由得到保障，并不断扩大。这成为社会所有成员发展自身的条件，成为使未来社会发生飞跃性发展的推动力。如果能够利用这些自由的时间，使人的能力得到发展，就会缩短用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这样的话，“必然王国”更加缩短，“自由王国”更加丰富。马克思把作为人类社会本史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大特征定位在这里。应该说，本次访问我们更多的是想了解日本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状况，所以在交流时也主要是倾听。当然，我们也适当地介绍了国内的相关情况，包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历史经验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认识等。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发现，由于所处国家背景不同、学者所受学术训练不同和过去中日两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上的分殊，两国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认识上存在分歧，这无可厚非。对此，我们尽量进行沟通探讨，并在一些问题上“求同存异”。但是，对于日本社会主义理论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读甚至是错误的认识，我们则当即进行了回应和辩驳;对于一些涉及国际政治和国家主权的问题，我们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作者：刘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