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与18世纪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尤以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朝的瓷器最佳。清代唐英(1682—1756)曾在《陶冶图说》中对景德镇有如下描述：“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1可见，无论是制窑数量还是制瓷工匠人数，都已颇具规模。至清康熙年间，由珐琅彩与五彩基础上演化而来的粉彩，已逐渐从彩瓷种类中脱颖而出。关于“粉彩”，清代陈浏《匋雅》中就有记载：“康窑御制饭碗，有淡红作粉色者。非客货所能有也，厂夥皆知康熙无粉彩，焉知康熙之粉彩……”2由此可知，康熙时期粉彩尚属初创。而雍正时期粉彩的记载，清末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写道：“康熙硬彩，雍正软彩。硬彩者，谓彩色甚浓，釉敷其上，微微凸起也。软彩，又名粉彩，谓彩色稍淡，有粉匀之地……”3由此可知，雍正时期粉彩已颇具影响力。至乾隆时，粉彩更为盛行，这一时期无论制瓷技术亦或是装饰系统都日趋完善。《饮流斋说瓷》写道：“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致，几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厚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4可见，乾隆粉彩装饰已相当成熟。而这一时期，乾隆粉彩也逐渐出现一些西方元素。究其缘由，可追溯至意大利传教士来华所带来的种种影响。如若将观察的视野延伸至广阔的社会情境中，便会发现，这一时期欧洲与东方之间有着频繁的商业互动。而对于乾隆瓷器受西方之影响，前人已有论述。马伦曾梳理了巴洛克与洛可可艺术对清代青瓷的影响。5汪充云认为乾隆时期的瓷器深受西方艺术影响，是一次国际性的潮流趋势。6以上研究虽都有论述西方艺术对乾隆瓷器的影响，但都未对某一特色瓷种展开具体的论述，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西方艺术风格对乾隆粉彩这一特色瓷类的具体影响。

　　一、西方风格在中国的行迹

　　关于西式风格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中持“明末清初”这一说法者较多，普遍认为始于意大利耶稣会士来华传教。716世纪后期，以利玛窦(1552—1610)为首的意大利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区域内活动。传教士在布教的同时，向民众介绍西方的天文、地理等知识，以期通过此方式来实现传教的目的。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上奉皇帝的一封信中写道：“谨以……天帝图像一幅，天帝母图像二幅……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一册，西琴一张等物……”8此信如同一份清单，将利玛窦所携之西方物品一一罗列，其《万国舆图》是利玛窦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这对于拓展“开眼看世界”的地理学知识有着重要帮助。而日益频繁的商贸活动，亦促使大批的中国陶瓷等奢侈品销往欧美市场。早在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订购适应当地市场和习俗的瓷器。他们从欧洲送来图纸和模型指导生产，欧洲样式的纹章、基督教场景等也在中国的定制陶瓷中出现。9从西方视角看，无论是从器具的造型或是纹样装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传统造型观念和装饰元素的影响。反观，流行于西方的类似巴洛克风格的器物也通过各种贸易途径流入中国。那么，这一时期西方艺术风格究竟如何影响乾隆粉彩?我们不妨结合具体的陶瓷来看待这类问题。

　　二、巴洛克对乾隆粉彩的影响的具体方面

　　1.“西式绘法”色调相比雍正时期，乾隆粉彩总体色调饱和度更高，出现了具有巴洛克风格的粉彩，而巴洛克色调在欧洲地区是为了迎合上层社会的审美趣味，或多或少都体现了一种政治身份。例如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内部的装饰，其地毯通过描金的方式来凸显金色底子，这种色调在教堂的圣像图案中常用于基督背景的光芒。另一件乾隆时期的黄地粉彩勾莲纹大尊(图1)，整个器瓶极具装饰趣味和明显的巴洛克风格。10其中莲花瓣纹的色调与凡尔赛宫殿地毯的色调几乎相同，这种色调的相似度对于捕捉色彩的敏锐程度有着相当高的要求。从当时皇家烧制粉彩的色调看，不难看出巴洛克色调在乾隆粉彩上的演变，甚至已将这种色调赋予各类媒介的器物上。而这种华丽明亮的图像，正是统治者为表现太平盛世理想所需要的。2.“中西合璧”式纹饰乾隆粉彩上的“中西合璧”式图案应是最能引起观者视觉兴趣的装饰元素了。雍正时期的粉彩装饰图案基本上还是以传统的山水、花鸟为基本的母题元素进行改绘，其花卉图案在带来审美享受的同时也饱含身后的人文情感，所有装饰图案均表现出诗情画意的审美情趣。11表现的多是传统文人的所绘制的经典题材。最为重要的是器物表面留下空白，已成为这一时期粉彩装饰的主要特征。至乾隆时期，装饰纹样的题材增多，唐英在《陶冶纪事碑记》中记载：“洋彩器皿，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所精细入微。”12由此可见其题材种类之多。此外，还出现了西方世界中经典的花卉装饰纹样。而这类花卉纹饰亦被称作“洋花”，花叶的形制采用了类似罗马“科林斯”柱式顶端的涡卷曲线，又掺杂少数中国传统花卉作为点缀。13此外，将不同时期的花卉纹样组合在同一器表上，可视为将不同时期的绘画元素纳入一个平面维度进行展示，给观者一种超现实之感。乾隆时期的粉彩百花锦纹尊(图2)，整个器物的表面由不同种类的中西花卉纹饰布满。值得关注的是，在如此密集的花瓣纹样中仍可见阴影和色彩的渐变效果，或许鲜花在表现富足这一主题上比金钱、食物、珠宝或是其他更显得优美、含蓄。14乾隆时期，这种“满地花”式的装饰纹样极为流行，成为宫廷的一时风尚。此装饰亦可视为中西艺术交融的物质与视觉表现形式之一。3.西式“图像”的挪用在借鉴西方绘画图像时，如何将其转化成符合“中国式”的审美图像，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例如广彩圣经故事图图2清乾隆粉彩百花锦纹尊高48cm直径36cm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盘(图3)，描绘了诸多《圣经》题材的故事画，画家直接将法老女拯救摩西的故事绘制在瓷碟内部，试想当观者面对瓷碟底部时，如同饶有兴趣地阅读《圣经》里“故事”。虽然这是模仿欧洲人雕版上的画所绘的，但图像的周围配饰的又是中国的风景山水。15这类西方的文本图像在传播的过程中，需适当地融合中国文化的元素，才可能为统治者所接受。乾隆粉彩的装饰图像中还出现一个特征，即所绘制的图像具有明显的凹凸感与“透视”效果。这是东方图案与西方绘法相结合最明显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的绘画世界中，多以“平涂”为主要的绘画表现方式。画家的目的只是尽可能在一个平面中表现所见物体，至于物体是否有体积感、透视感，自然不在其考量内。因为画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意识，即便画家具备“变”的观念，但依旧局限在传统的技法和师承关系中，无法真正在视野与技法两方面达到突破。“透视”效果之所以在清代显现，并不是偶然的。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器物已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其中尤以郎世宁(1688—1766)为西方传教士中最负盛名者，明末姜绍书《无声诗史》曾记载：“利玛窦携来西域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婴儿，眉目衣纹，如明镜涵影……”16作为西洋画家却能载入中国画史著述之中，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这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统治者对于标新立异风格的兴趣。

　　三、巴洛克艺术影响下的意识形态

　　西方艺术风格对乾隆粉彩装饰系统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乾隆粉彩也对欧洲国家的艺术趣味产生了影响。以“法国宫廷”为中心的欧洲上层贵族阶层，不仅大量收藏乾隆朝粉彩瓷器，并且争相对粉彩的器型、纹样进行仿制。粉彩在乾隆官方的推广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际性的潮流。西方艺术风格能对乾隆时期的粉彩产生重大影响，除了统治者自身对风格推崇外，另一方面可归于社会的物质文化基础，晚明以来社会的物质生产资料对于市场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的容纳许可的范围达到最高，民众的心态也普遍得到解放，开始追求自由与个性化的产物。而对于繁缛装饰的崇拜必须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只有在繁盛时代和奢靡的审美风潮的影响下才成为可能。17但同时，这种趣味也受到来自传统风格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风格虽盛行于皇室宫廷内部，但在区域传播和受众两方面都有限制，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受阻亦属正常。同时，中国传统绘画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讲究气韵生动，而透视之效果实与中国画理念格格不入，最终也难免走向衰落。

　　四、结语

　　乾隆粉彩在受到西方艺术风格影响下，逐渐呈现出多样的风格特色，看似一场西方风格潮流对中国器物的影响，实则是东方的物质文化与西方艺术风格的交汇。这次交融不仅出现在工艺美术的范畴内，更扩展至书画、漆器等其他领域。如今，乾隆粉彩已然陈列于各大美术馆的陈列柜中。同时也因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

　　作者：王威